济济有众：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们
海外汉学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数百年历史。儒莲奖，则被誉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儒莲（1797—1873），法国著名汉学家。1872 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设立“儒莲奖”。有人颇为雅致地译为“儒林汉学特赏”。此“汉学”为广义的汉学，包括中国、东亚等汉文化圈。
围绕“儒莲奖”，能发现世界各国汉学家都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有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这些海外汉学家的努力，拉近了中国文明与世界的距离。
济济有众
文丨姚鹏
世界各国汉学家构成颇为复杂，难以定性分析，根据“儒莲奖”获奖者及同时代学术研究成果，大致从外延勾勒出这个时期汉学家的十个群体。
【法荷学群】
儒莲奖是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汉学奖，使用法语的学者和用法语撰写的著作获奖比例较高也在情理之中。当年欧洲汉学研究中心在法国是历史形成的，17世纪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传教，随行和后来陆续加入这个传教团队的大部分是意大利人，也有法国人、比利时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他们名义上都是受葡萄牙国王和葡萄牙天主教大主 教的派遣来华。康熙十五年（1676）南怀仁①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省会 长后，为了招募更多的人来华传教，责派柏应理赴欧洲各国游说。柏应理疏通几位法国大臣劝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法国传教士去中国，排挤葡萄牙势力，在与中国的未来商业活动中抢占先机。野心勃勃的路易十四欣然接受大臣的建议，首批派遣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②、张诚③、白晋④、李明⑤、刘应⑥等人来华，行前给予他们“国王数学家”荣誉称号，顶戴法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头衔。白晋一行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抵达北京，自此天主教在华传教会里专门有了一个法国传教团。法国传教团与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私人关系比较好，他们不仅有御赐专用教堂和住院——北堂，还有专用墓地——正福寺法国人墓地。鸦片战争后天主 教在华主要传教修会中，耶稣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也是以法国人为主的，圣母圣心会是比利时人创建的传教会，比利时南部是法语区，只有圣言会是德国人主导的。早年来华西方人的国籍成分，为法国成为欧洲的汉学中心提供了充分条件，那个年代有影响的汉学研究著作大多是用法文撰写的。
▲ 比利时将南怀仁印在邮票上以示纪念，南怀仁作为比利时传教士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图片来源：https://finance.sina.com.cn
1889年法国人考迪埃和荷兰人薛力赫商议创设一份汉学研究学术刊物，一拍即合，1890年《通报》（T′oung Pao，Archives）创刊号由布里尔出版社（Libraiie et Imprimerie E. J. Brill）正式出版，副题为“对亚洲东方诸国的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半岛）”，历经百余年至今仍为欧洲汉学研究的权威刊物。
考迪埃和薛力赫分别代表法方和荷方联袂出任主编，1903年薛力赫去世后沙畹接任，1918年沙畹去世后伯希和接任，1925年考迪埃去世后伯希和独自维系，1935年莱顿大学委派戴闻达出任荷方主编，1947年 后戴密微、何四维、许理合、谢和耐等人先后主持《通报》编辑部。
百年间云集在《通报》周围的都是欧洲赫赫有名的汉学大家：考迪埃、薛力赫、沙畹、伯希和、戴闻达、戴密微⑦、何赖思⑧、夏德、高延、佩初兹、葛兰言、罗佛、斯坦因、马伯乐、艾伯华，间有来华外交官，如翟理斯、柴赫等人。在华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如管宜穆、理雅各、赫师慎、武林吉、慕阿德、德礼贤、闵宣化、裴化行等人的论作也频繁出现在这个学术论坛上。《通报》的撰稿人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办刊主体是法国、比利时、荷兰的汉学家，主要为法语圈汉学研究搭建展 其骥足的舞台。
①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字敦伯，比利时人。顺治十六年（1659）抵中国， 在陕西传教，后经汤若望推荐进京协助修历。
②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字时登，法国人，天文学家，1658年入耶稣会。康 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在广州、江苏传教；1710年逝于法国。
③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字实斋，法国人，1670年入耶稣会。康熙二十六 年（1687）来华，与白晋等被康熙帝留用宫中讲授西学，并编译《几何原理》《哲学原理》等数学著作；康熙二十八年（1689）奉康熙之命同徐日升一同参加清政府使团与帝俄进行《尼布楚条 约》谈判，担任译员；康熙四十六年（1707）逝于北京，葬滕公栅栏，后迁正福寺。
④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字明远，法国人，1678年入耶稣会。在耶稣会学校就读， 接受了包括神学、语言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全面教育，对沙勿略到中国传教途中在上川岛上抱恨终生的故事有所耳闻，受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事迹的鼓舞，萌发到遥远中国传教的愿望。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雍正八年（1730）卒于北京，葬正福寺。
⑤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字复初，法国人，耶稣会传教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 来华；康熙三十年（1691）回国，把自己于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1687—1692）写的十四封书信以《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e）为题汇编出版， 1696年在巴黎出版。
⑥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字声闻，法国人，1673年入耶稣会。康熙二十六年 （1687）来华，1737年逝于印度。著有《鞑靼史》（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Tartarie）、《易经概说》 （Notice du Livre Chinois Nommé Y-King, ou livre canonique des changements avec des notes） 等，还有《礼记》《书经》《中庸》等拉丁文译作。
⑦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学者；民国十年（1921）由法兰西远东学院派遣赴中国考察；民国十三年（1924）再次来华，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教授西方哲学、 佛学和梵文。
⑧何赖思（C. De Harlez，1832—1899），比利时汉学家，著译有《朱子之教义与影响》《〈易经〉复原、 翻泽与注释》等。
【英美学群】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事物的深入了解都主要始于19世纪新教传教士到中国布道。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嘉庆十二年（1807）来华，重要贡献除了翻译新教《圣经》外，还编纂了《马礼逊字典》。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①道光十三年（1833）来华，留下的汉学著作有《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in the Court Dialect，1844）、《中国地志》（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57）等。道光十九年（1839）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来华，主持英华书院，翻译出版《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 《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理雅各主持英华书院翻译
图片来源：www.kongfz.com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接踵而来，新教传教士创办三大出版机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都是汉学研究的发布平台。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②来华，他的历史作用是拉开了汉学研究新时代的帷幕。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出版大量宣教书籍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是以书馆为圆心聚集了一批学术造诣颇深的传教士，雒魏林、美魏茶、伟烈亚力、 慕维廉、艾约瑟③等都先后进入墨海书馆工作，合力推出一批影响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科学、政治、文化书籍。麦都思本人也多有汉学著作，如《三字经》（Three Character Classic）、《清明扫墓之论》（Feast of the Tombs）、《妈祖婆生日之论》（Birthday of Ma-Tsoo-Poo）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光绪十三年（1887）发起成立广学会。同治九年（1870）大英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④抵达中国，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主持广学会，是这位近代名人在中国的最大贡献。他的著作有《在华四十五 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 传》《泰西新史揽要》等二十余种。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道光十年（1830）抵达广州，是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道光三十年（1850）来华，被称为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治八年（1869）受聘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担任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两项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成就。他留下的著作有《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1896）、《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1901）、《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1907）。
▲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美国人，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26年毕业于 阿默斯特学院，1829年获得安多弗神学院学位；道光十年（1830）来广州，从马礼逊学习汉语， 道光十六年（1836）参与创办马礼逊教育会；道光十八年（1838）开设博济医院；次年任林则徐 的译员，曾到虎门参观焚毁鸦片；晚年主要从事《圣经》的新译工作；1861年逝于上海。 图片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
正是这些传教士的努力，拉近了英美学者与中国的距离。近现代英美学术界在汉学上研究成就卓越者有罗佛、戴柏诚、赖德懋、卢公明、柔克义、恒慕义、费正清、芮沃寿、牟复礼、傅高义、史景迁、魏斐德等人。尤其是在哈佛燕京学社推动下，英美汉学研究后来者居上。英美学者的学术特色是注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在典籍的考据和注解方面偏弱，注重实证和实用，与其民族性有关联。
①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美国人，受公理会派遣来华，道光十三年（1833） 抵广州，咸丰六年（1856）在美国驻华公使团工作，1876年返美。
②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号墨海老人，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英国伦敦会继马礼逊、米怜之后来华重要的传教士之一；先后在南洋、上海四十余载，从事宣教、著述、 出版事工；翻译《圣经》，设立印刷所，编纂字典，创办报刊；著有《养心神诗》、《耶稣教略》、 《汉语福建方口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according to the realing and colloquia idoms）、《英华辞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等。
③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字迪瑾，英国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受伦敦会派遣来华，咸丰七年（1857）任上海文理学会秘书；咸丰十年（1860）见忠王李秀成，会晤干王洪仁 玕；同治二年（1863）赴北京参与编辑《中西闻见录》；著有《中国的佛教》《中国的宗教》《中 国在语言学方面的地位》《中国人的宗教状况》《外国语类》《访问苏州的太平军》等。
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字菩岳，英国人，浸信会传教士；1870年抵达上海， 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1886年到北京，发表 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与梁启超、康有为建立了较好的个人关系，也与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有较深的交往，因而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创办了山西大学堂。
【北欧学群】
这里所谓的“北欧学群”其外延更大一些，大的有些勉强，包括德国、俄国、瑞典等欧洲中北部国家。
德国汉学研究起步稍晚，代表人物有卫希圣、佛尔克、拉契涅夫斯基、傅兰克①等人，有汉堡、柏林、莱比锡、法兰克福四个汉学研究中心。近代由于德国租借中国的胶州湾和青岛，在华有攸关利益，德国学术界更多地扭头向东张望了。再加上以德国人为主的天主教传教修会圣言会在中国山东和西北取得代牧权，还从梵蒂冈拿到辅仁大学的管理权，一批批德国人涌入中国。德中两地人员往来增多，信息交流频繁，促进了德国汉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德国汉学家对西藏和蒙古的历史文化研究尤为重视，是其特色。
俄罗斯对中国的正式研究始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东正教使团进 驻北京，历任大祭司比丘林、鲍乃迪都是当时闻名世界的汉学家。专业领域杰出学者有王西里②、格奥尔基耶夫斯③等人，获得儒莲奖的驻华外交官贝勒，就是师从鲍乃迪而在汉学界崭露头角的。
北欧汉学研究主要发生在瑞典。1919年瑞典成立“中国研究会”，瑞典元帅帕兰德担任会长，组织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中国新疆和西藏进行三次远征，测定了罗布泊的准确位置，发现了沙漠中楼兰古国遗址。帕兰德去世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亲自出任会长，并设立基金支持赴中国考古探险和汉学研究，创建了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在这种氛围下瑞典出了安特生、高本汉、喜龙仁④、马悦然⑤等大师级汉学学者。
①傅兰克（Otto Franke，1863—1946），又记福兰阁，德国人。光绪十四年（1888）作为德国驻华使馆翻译生来华，后在中国各埠德国领事馆任翻译和领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转任中国驻柏林使馆参赞；1907年后任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汉文教授。著有《中华帝国史》《关于中国文化与 历史讲演和论文集》等。
②王西里（1818—1900），俄罗斯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晓 汉、满、蒙、藏、梵、朝、日文；著有《满洲志》（1857）、《满俄词典》（1866）、《中国象形文字分析》（1866）、《汉字字形系统》（1876）等。
③格奥尔基耶夫斯（ 1851—1893），187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获副博士学位，1875年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后在校任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象形文字、儒家学说、神话传说及神话观念，著有《先秦史》（1885）、《中国的生活原则》 （1888）等。
④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的瑞典人，艺术史学家，专长18世纪瑞典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和中国艺术；著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 《中国绘画史》（Histoire de Art Anciens）、《中国园林》（Gardens of China）等。
⑤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2019），瑞典汉学家，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的学生；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
【日本学群】
日本汉学概念与欧美国家不同。隋唐佛教传入东瀛，日本一直处在汉文化圈里，对中国的学习和研究自始就是自身文化基因的繁衍，只是到了近代喊着“脱亚入欧”口号而数典忘祖才使他们有了与西方人类似的汉学研究需求。
中日文化比较接近，日本汉学较为全面。近代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为大本营形成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东京学派较为西化，强调把西方历史研究方法用于整理和诠解中国古籍。京都学派相对保守，采用考据和训诂传统方式比较多。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白鸟库吉（1865—1942）、津田左右吉（1873—1961）、池内宏（1878—1952）、加藤繁（1880— 1946）、西田几多郎（1870—1945）、内藤湖南（1866—1934）、狩野直喜（1868—1947）等人。欧洲汉学家对日本同行在文献整理中一丝不苟的态度比较尊重，而日本学者与欧洲交往的最大收获是学到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进入儒莲奖评委视线的有关野贞的《朝鲜古迹图谱》和高楠顺次郎的《大正新修大藏经》。
【外交学群】
西方派驻中国的公职人员主要是指外交官、海关官员、税务官员和军人。近代随着中国的门户开放，西方诸国在华设立大使馆和领事馆， 外交人员代表其国家利益常驻中国；又因战争赔款，中国海关、税务机 构也有一些洋人介入管理；列强在华划定租界，驻有各色军事人员。这些机构的常驻者在汉学研究上也有所建树，他们身份特殊，可以了解其他学者和传教士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的研究成果资料丰富、视角独特。儒莲奖获得者有霍道生、贝勒、弥乐石、欧沙德、冉默德、德微理亚、古恒、翟理斯、宋嘉铭、米约、文林士等，他们在19世纪下半叶获奖名单上占很大比例。
【光启学群】
光启社，法文名称为Bureau Sinologique，道光二十二年（1842）耶稣会重返上海后在徐家汇耶稣会住院设立。光启社最初只是为了帮助外来传教士学习汉语，实行社员制。早期的印刷品仅在少数教会人士中流传，并不面向普通教徒和社会，故鲜有人知，后来网罗了一大批在教学者，认真做起汉学研究，渐成气候。光启社也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教务研究机构，承担着教区文件收集整理、编纂统计年报、起草文牍报告以及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印制书籍的编辑工作。民国中期开始，光启社逐步由耶稣会中国籍神父主持。
光启社最引人注目的汉学研究成果是光绪十八年（1892）由夏鸣雷发起编纂、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汉学丛书”（Varits Sinologiques），这套西文丛书多达七十册，内容涉及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历史和地理等。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七人共八次获儒莲奖：晁德莅、黄伯禄（两 次）、徐劢、方殿华、禄是遒、管宜穆、鲍来思。
光启社的汉学研究成就不只限于“汉学丛书”，还有其他书籍，譬如《中国佛塔图集》（Collection of China′s Pagodas，1915），《佛教与安南的祭拜》（Le Bouddhisme et Cultes d'Annam，1930）等，在当时汉学界有一定影响。
【河间学群】
河间学群与光启学群有一定关联。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设立在河间府献县张家庄，也是耶稣会的代牧区，民国中期活动范围扩展到天津；河间教区在献县创立胜世堂印书房，在天津创立崇德堂印书馆，举办了天主教在华第三所大学——天津工商学院。这三个机构都曾经有过较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出版的研究著作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非常受欢迎。这个学术团体代表人物是儒莲奖获得者顾赛芬和戴遂良。他们的汉学研 究与光启社的不同点在于，河间人注重中国古典的翻译，上海人侧重对中国文化现象的整理。
河间学群的成就不仅在汉学研究领域，他们对中国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做过深入考察和开创性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成绩卓然，代表人物是桑志华和德日进。他们参与北京周口店原人遗址和萨拉乌苏古生物遗址发掘；设立过北疆博物馆（Musée Hoangho Paiho）和北京地质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Pékin）。
【辅仁学群】
这里定义的辅仁学群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天主教圣言会兖州教区从事汉学研究的传教士群体，一部分是圣言会举办的北京辅仁大学之学者。
1875年德国人杨生在德荷边境中世纪古镇斯泰尔（Steyl）建立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 Word，S.V.D.），最初主要是为到中国传播福音而创立的修会。光绪五年（1879）德国人安治泰和奥地利人福若瑟作为圣言会首批传教士踏上中国土地，经梵蒂冈批准组建鲁南传教区，也称为兖州教区。这个生活在山东的团体对当地历史、文化、风俗、习尚情有独钟，以传播邹鲁儒家文化为己任。他们拜见过孔子后人衍圣公孔令贻，采风鲁南民俗，发表了非常多的研究著作，留给世界大量第一手史料。代表人物有赫德明、罗赛、彭亚伯、薛田资、葛米福、霍尔曼、鲍润生等人，不过他们都与儒莲奖无缘。
兖州教区自办的天主堂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编纂过一套丛书——“研究和记述中国丛书”（Studien und Schilderungen aus China），作者均是彭亚伯，有四种：《泰山及其祭拜》（Der T′ai-Schan und Seine Kultstätten，1906）、《曲阜和邹县儒家圣地》（Heiligtümer des Konfuzianismus in K′ü-Fu und Tschou-Hien，1906）、《17世纪前日华交通史》（Japans Beziehungen zu China，Seit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600，1907）、《孔夫子》（Konfucius）［第一卷“孔子传”（Konfucius，Sein Leben，1910），第二卷 “孔子门徒传”（Konfucius，Seine Schüler，1915）］。兖州天主堂印书馆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还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葛米福的《鲁南丧礼考》（Der Totenkult in Südeschantung），民国二十三年（1934）董师冕撰写的《泰山曲阜指南》（Täichan-Tchüfu Führer，T′aishan-Küfow Guide），民国二十四年（1935）霍尔曼的《汉族文明进化史》（Von Urmenschen zur Hochkultur）等，这些著作反映了那个时期这个学群的研究兴趣。
民国八年（1919）马相伯和英敛之向教宗来华代表提议在北京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民国十一年（1922）罗马教廷授权美国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来华筹措北京公教大学（Peking Catholic University），民国十四年（1925）英敛之购置北京西城定阜大街涛贝勒府为校址，并先期在王府西书房成立大学预科，取名“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 （M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奥图尔任校长，英敛之担任社长。次年初英敛之因肝癌逝世，陈垣继任辅仁社社长。民国十六年（1927）辅仁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在民国政府教育部正式注册登记为 “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奥图尔任校务长，陈垣任校长。民国二十二年 （1933）世界经济危机，设于美国的辅仁大学基金的价格贬值，本笃会难以为继。教廷乃改派圣言会接办，圣言会派人出任监督和校务长。圣言会山东区会长舒德禄及鲍润生来北京正式办理移交。恰恰由于圣言会的德国背景，在日占时期欧美籍教授几乎全部撤离或者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情况下，辅仁大学没有南迁，还有所发展，一跃成为华北最重要的高等学府。
▲ 辅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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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传教士的汉学研究除了耶稣会在上海的“光启社”以及河间府献县教区，民国中后期北京辅仁大学的汉学研究也算异军突起。适逢天主教江南教区的诸机构遇到发展瓶颈，略显颓态，陈援庵先生在辅仁大学招兵买马，广徕中外贤士，欲把辅仁打造成国际著名的汉学研究基地，体现了当年英敛之和马相伯借孔子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给新学校起名“辅仁”的本意。陈援庵先生对辅仁的建设，引来了张星烺、 沈兼士 、英千里等中国知名学者在辅仁执教。为了提高汉学研究的水准，陈援庵先生还经常把自己的好友胡适之、陈寅恪、柯绍忞请到辅仁大学进行交流。胡适之曾代陈援庵校长表达他们的共同愿望，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需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以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推动国际汉学研究。
《辅仁英文学志》《辅仁学志》《华裔学志》以及“华裔学志专刊” 丛书（Monograph Series）形成了那个时期汉学研究的中心。先后加入《华裔学志》编辑部的有德国人鲍润生、雷冕、顾若愚、谢礼士、艾锷风、叶德礼、丰浮露、福华德、罗越、钢和泰，比利时人田清波，法国人戴何都，中国人陈垣、张星烺、沈兼士、英千里、方志浵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华裔学志》编辑部出版了雷冕和丰浮露主编的大型 丛书“华裔学志专刊”，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有：
辅仁大学的汉学家很少受儒莲奖青睐，有缘邂逅儒莲奖的汉学家里， 大概只有德国人佛尔克勉强算是这个团体的。
【远东学群】
这个学群的学者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些是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人和学者，另一些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印度支那诸地的传教士。
法国天主教修道宗会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etas Parisiensis Missionum ad Exteras Gente，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M. E. P）的远东总部设在香港，其触角伸到中国内地的西南、两广和东北地区，乃至西藏的边缘地带，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印度等地也都是其重要传教区域。由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的派遣地广布中国南部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印度支那半岛，其汉学研究与众不同，偏重各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风俗习性、人文地理的搜集和整理。
这个汉学团体的学术舞台主要有：一、香港纳匝肋印书馆（Imprimerie de Nazareth Pokfulum Hongkong），以及该馆学术期刊《巴黎外方传教会集刊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de Paris）；二、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当局的河内远东印书馆（Imprimerie d’Extrême-Orient Hanoi）；三、河内远东法兰西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及其出版系列学术刊物《远东法兰西学院集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这些机构的学术特色有以下几点：一、注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出版和保存了许多文化史料；二、整理了中国东北、南方、西南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越南、老挝、 柬埔寨等地少数民族的人类学资料；三、广泛地研究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人文地理，尤其是中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在民族学方面他们的成就超过了新教出版机构。
▲ 《远东法兰西学院集刊》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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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外方传教会集刊》上的精彩文章可以看到：一、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区域，除印度、泰国、柬埔寨等国，基本是汉文化圈。传教士们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东亚、印度支那的活动，除履行奉主职责之外， 对当地本土文化研究几乎没有偏离儒家文化主题。二、在中国华南、西南边陲和东亚、印度支那活动的传教士，对本地的民族语言、习俗、祭 祀，民族历史、文化、地理等做了大量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各有多维研究。三、传教士们在印度支那和南亚的研究或多或少受到殖民主义感染，戴着或深或浅派遣国墨镜观察周围世界，比如地理的划分、民族的认定等，与历史因袭传统并不相同，有人为痕迹。
天主教在香港和澳门都有过比较强大的出版机构。在香港的出版机构，影响比较大的是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的香港纳匝肋静院印书馆。纳匝肋静院印书馆可以用二十八种文字出版图书，包括一些以前从未出版过的文字。其中以拉丁文为多，占百分之三十七；其次为中文，占百分之二十五；法文占百分之十九；还有安南语、高棉语、佬语、马来语、缅语、日语等东亚、东南亚语言书籍，甚至涉及帕劳语、关岛的查莫罗语、喀罗尼西亚的卡纳克语等一些小语种。从文化角度看，最有价值的是出版了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书籍，如苗语、彝语、瑶语、傣语、藏语等。
儒莲奖给这个汉学团体的荣誉最多，获奖者有罗尼、德米歇尔、博内特、拉克鲁瓦、拉艺、爱莫尼尔、安托万、休伯、邓明德、方义和、韦利亚、萨维纳、马伯乐、梁亨利等。
【塞北学群】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1862年南怀义神父在比利时司各特创建圣母圣心会（Congrégations du Cœur Immaculé de Marie），创立这家修会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贫穷与缺乏孤儿院”。同治三年（1864）南怀义得到教廷许可前往中国传教，他和韩默理等四位神父先期来到西湾子，接管遣使会匀出的蒙古宗座代牧区。南怀义来华两年后感染斑疹伤寒逝于滦平县老虎沟。经过苦心经营，圣母圣心会修建了松树嘴子（热河）、西湾子（察哈尔）、公沟堰、归化城、河套三盛公、陕北三边小桥畔等处的教堂。光绪四年（1878）创立了甘肃代牧区；光绪九年（1883）内蒙古地区分为三个传教区：赤峰热河一带的“东蒙古代牧区”，西湾子集宁一带的“中蒙古代牧区”，绥远、陕北及宁夏一带的 “西南蒙古代牧区”。圣母圣心会在中国传教的九十年间，共从欧洲派遣六百七十九位传教士来华。
在天主教来华传教会里，圣母圣心会和圣言会与众不同，其初衷是专门为在中国传教而设立的修会，因而它无宗派间隙，耶稣会、遣使会、 方济各会等都给予它帮助和发展机会。比如土山湾印书馆为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出版了许多著作，如“汉学丛书”的作者基本上是耶稣会和圣母圣心会会士。圣言会管理辅仁大学，会外传教士参与最多者也是圣母圣心会会士。
书籍是这些传教士留下的宣教足迹。这个由比利时人构成的团体文化水平比较高，长期沉寂在塞外荒域，又是以关心中国问题而专门成立的修会，因而他们传教之余，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硕果累累，名人辈出。
他们的研究成果或是寄回比利时出版，或是借助上海光启社和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二战”期间，他们被日军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和北平德胜院集中营，他们中汉学有成就者战后大多任教于辅仁大学。
这个学群有一串在汉学界响亮的名字：田清波、康国泰、彭嵩寿、闵宣化、贺登崧、陶福音、司律义、方希圣等，民国后期对中国新文 学颇有研究的善秉仁和文宝峰也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他们无缘儒莲奖是一件历史抹不掉的缺憾。
本文内容节选自《汉学家与儒莲奖》 姚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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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家与儒莲奖》 姚鹏 著
ISBN：978-7-80768-327-8 定价：2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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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法国籍犹太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一生译著颇丰，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有着广泛而精深的了解。
儒莲奖是汉学界的最高奖项。此奖在儒莲去世前一年（1872年），由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设立，用以表彰对汉学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人。自1875年儒莲奖第一次颁发以来，有多位中外学者获此奖项，其中包括我国语言学家王静如、哲学家冯友兰、文史名家饶宗颐、北京大学教授杨保筠、西夏学家李范文等。
本书回顾了从儒莲奖首次颁奖到1949年的获奖者情况，从思想观念、风物掌故、习俗地理等方面对儒莲奖获得者及作品进行了详细剖析，全景式展现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研究，可以让读者较为客观地了解海外汉学发展史和中西文明交流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新视角。
作者简介
姚鹏，祖籍福建福州，1956年生于北京，1978年2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学术研究专长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史、法国哲学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基督教史，著有《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自由女神的遐想》《自由备忘录——对法国大革命基本原则的历史反思》《百年流泽——从土山湾到诸巷会》等；合编有“猫头鹰文库”“三联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走向文明丛书”“中国思想宝库”“东方思想宝库”等；译有《西方政治思想概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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